产品的专制与用户的自由应该如何平衡?

01

1687年,艾萨克.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形成。由此,自然界的事物得到科学之光的照耀。

人们不再用含混不清的诗意语句去解释周遭事物,而代之以明确直白的数学定理。在新的科学体系下,一切都井然有序。

然而,在人类领域,科学的光芒却无法继续闪耀。人是价值动物,而价值从无标准。在不同人的眼里,美是不同的,丑是不同的,正确可能成为不正确,邪恶也可能成为正义。

人是如此复杂的生物,就连那些被誉为智慧化身的哲人,也经常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在这诸多的争论中,有一对话题,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它就是专制与自由。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去讨论这两个词,或许我们想到的是中国 2000 余年的封建统治,又或许是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实行的奴隶制。

如果专制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如果这奴役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为代价,那么它当然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对自己都有充分的处置权。

实际上,专制还有另一重含义:专家制度。在专家制度中,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大家各司其职。

柏拉图在他的经典著作《理想国》中提到:每个领域都需要专门的知识,而知识的获取极为艰难,只有拥有卓越天赋并经过艰苦训练的人才能拥有它。

他因此提出,在政治领域,应该让哲学王来治国,只有哲学王才拥有管理国家的技巧和能力。

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当我们生病时,会去找最好的医生,而不是某个兼职看病的厨师。当我们招聘时,会更青睐专业匹配度高的求职者。

但我们忽略的是:生病时找最好的医生,招聘时招募匹配度高的员工。这些都是主动的行为。换句说,这些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并未遭到他人的强迫。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自由并未遭到侵犯。

现在,如果我们转换情景,同样是那个最好的医生,同样是匹配度高的求职者,但有一股外在的力量,强迫我们去看最好的医生,强迫我们录取专业匹配度高的求职者,结果会如何呢?

我们会生气,会愤怒。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自由被剥夺。

原本,我们可以选择最好的医生,但我们依然可以反悔,去选择其他医生,我们也可以去招聘匹配度不高的求职者,这些都是我们的自由。现在,这些统统被这股外在的力量,粗暴地拒绝掉。

崇尚专制的精英主义们会说,这正是你们愚昧的地方。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们已经为你们规划了最短的路径,你们却偏偏要作妖。为什么我们要把“专制”(专家制度)演变成“专制”(独裁)?因为你们愚蠢。为什么我们要剥夺你们的自由?因为你们无知!

是的,专家治理会带来效率的最优化;是的,我们承认在完成目标时,专家提供的方式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效率最优化?为什么要用最有效的方式?

爱尔维修的答案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是影响人类的唯一动机。

因为人要快乐,所以必须行动,做出某些追求。当人去追求一些东西时,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专家可以提供这套方法。

爱尔维修的观点无疑是值得商榷的,即使我们承认人类的唯一动机是功利主义,但我们追求快乐所凭依的也绝不仅是一套方法。

首先,这种追求出于我们自身;其次,由我们主动去选择这套方法;而在执行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又在不断地与周遭环境交互着;最后,我们获得一个结果。

专家制度的谬误在于,他们认为最终的目的达成,快乐就达到了。这也是黑格尔的观点,他认为绝对精神终将战胜一切,反之,最终获得胜利的则一定属于绝对精神。实际上,快乐绝非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过程的总体感受。即使峰终定律认为,人在一场体验活动后,只会记得波峰和波谷。但这只是记忆机制的问题,而当我们处于特定的某一时刻下,那一刻的感受是确凿无疑的。

我们承认专家制度的优越性,但我们更承认,专家制度并不必然导致快乐。如果专家制度要以剥夺自由为前提,那么快乐就很难在此基础上诞生。

但有时,为了抵抗某种不自由,我们需要让渡某种自由,交由专家处理。

所谓自由,存在两种含义: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这里只谈论前者。消极的自由是,当我们做某件事时,不会受到阻碍;

当我们谈论消极的自由时,最容易想到的是来自他人的阻碍。这里的他人可以指代一个人,也可以指代一群人,甚至是不存在的虚拟物体,例如道德规范。阻碍也可能来自自然,我们想上天,却受到重力的阻碍。

还有一种阻碍,经常被我们忽略,它来自自身。当我们看到甜食时,会想要吃;男人看到女人时,会想到性;天寒时,会赖床。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物习性,但同时也是一种阻碍。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枷锁指的是人心中的理性,我们用理性去钳制自己的欲望。理性不是不自由,恰恰相反,它正是使我们免于被欲望所控制的良方。

人当然可以不理性,他可以放纵,可以沉溺。当他陷入这样的状态时,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但我们不能说,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他放弃自由之前的那一刻,他仍旧是自由的。

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自由,支配他的,就是生物的本能。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放弃自由的人?要知道,这个人只是放弃了他在某些情况下的自由,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仍然是自由的。性瘾患者能够正常地组织生活,但却在性方面沉沦。

如果抛开社会的情景,这个问题将不成为问题。正如树木有青葱的时刻,也有枯黄的时候。一个自由的人失去了他的自由,也只是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而已。而在社会中,一个自由人是国家的公民,是公司的员工,是家庭的成员。他生活在社会的网络中,那些有利益关系的人需要将他从不自由的状态转化为自由的状态。

而当一个人落入不自由的境地时,其他人是否可以干涉?或者说有权力干涉?

事实上,自由和权力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一个人生来自由,这是他的自然状态,当他从自由到不自由时,只是一个状态上的转换。而干涉随时都可能发生,自由时可能发生,不自由时也可能发生,因为权力不受自然状态的限制。

权力也没有正当与否,所谓正当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撇开这些概念,权力是一群人的选择与合谋,自由是某种状态。我们讨厌权力,不是因为它侵犯了我们的权利,而是因为它会影响到自由的状态,从而导致不快乐。

我们无法否认,自由是快乐的一个因素。但同时,自由也是一个范畴,有时,为了快乐,我们会主动放弃一些自由。

值得思考的是,有一些自由,短暂地放弃,但又可以收回。有一些自由,譬如自制力,就很难收回。我们几乎不是自愿而是被迫,被这些生物习性所打败,这方面的自由被它们占有。

由于我们自身无法抵抗,所以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方法,这时候专家制度就登台了。正如性瘾患者需要看医生,自制力差的人也需要专门的人员来帮助,学习习惯差的人则需要专人来矫正。我们仍然要说,这些一定是基于我们本身的意愿,否则,这些就成为他人对我们的专制。

然而,即使我们同意让专家管理,有时,我们的生理习性仍会占据上风,当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况下,常常背弃先前的承诺。于是,专家们经常采取强制的办法,迫使我们与生理习性抗争。

强制的过程必然导致痛苦。并且在绝大多数时刻,除了法律和与自身保持亲密关系的利益相关者,能动用强制力而又不失败的少之又少。

02

现在我们来谈论产品,是的,终于谈到产品。事实上,专制与自由的矛盾,正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我负责的是一款学习类 APP,最近刚刚优化了学习流程。从学习效率上讲,新流程较老流程无疑是提高了的。

但上线后,用户却不买账,认为我们没有权力这样做,他们只想要回老的学习流程。

我们呢,很委屈,明明为用户规划了科学的学习路径,却得不到他们的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了有一个月,看完《将心注入》,有一些领悟,直到最近偶然看到以赛亚.柏林的《自由及其背叛》,才真正明白。

事实上用户感到愤怒的,不是我们为他们规划的学习路径,而是我们强制让他们这样做了。我们剥夺了用户的自由,所以他们会感到不快乐。

那么是不是把自由还给用户就行了呢?

也不是,用户选择产品,一定抱有某种目的。选择学习类产品,就是为了提高某一方面的知识。即使我们把自由还给用户,用户也依然会不想学习,因为学习本身就是件反人性的事情。我们还回去的自由,并不是还给了用户,而是还给了生物的本能。

这样的结果是用户并未从产品中收获什么,最终仍会离开。

那么不还?也不行。

如前述所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对别人实行专制,要么,彼此很亲密,要么,有强制的能力和底气。如微信公众号,很多人吐槽后台编辑器不好用,但到如今,依然未曾发生太大的变化。微信有这个底气,它有这个能力对内容创造者实行专制。

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强制推行科学的方法,只能换来用户的呵呵和用脚投票,我们并不具备专制的能力。

这是件尴尬的事。无论我们如何标榜自己尊重用户的权利,产品本身一定是专家型的专制主义者。

正如医生需要专门的技巧,产品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进行用户调研、收集用户反馈,但那只是为我们最终形成的方案做准备。专家不具备专制力,无疑会导致方案推行的困难。

那么,怎么办呢?

问题的答案,是我在玩健身环时想到的。在大冒险环节,每次开启新的旅程,系统都会询问你是否加强训练难度。另外,游戏过程中,如果某一个动作做了许多次数,系统会奖励你某个特定称号。

这启发了我:

  • 使用渐进式的学习方法:如果想让学生每天背 100 个单词,那么先让每天背 50 个单词,等到他连续 xx 天后都能够背诵 50 个单词,再提高难度。
  • 使用诱导式的推行策略:学生特定题型的题目做到一定数量,奖励特殊称号;特殊称号可换取时装或学习资源;

渐进式和诱导策略,本质上都是利用人的生理习性去对抗生理习性。用户为什么不选择科学的方式呢?首先是感觉自由被剥夺。但即使同意了新的学习流程,最后坚持下来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自由的最大敌人不仅来自别人,还来自自身,比如懒、畏难、遇到挫折容易退缩。

幸好,人不止有懒,还有其他习性,比如喜欢被夸赞、喜欢挑战自己。充分地利用后者,就有机会打败前者。

利用用户的生理习性,而不是强制。虽然本质上,用户的自由还是丧失了,它沦为了生理习性和生理习性的争夺。但在心理上,用户并不会觉得自己被强制,因为这是用户自身的障碍,当障碍与障碍碰撞时,甚至会带来快乐。

除了上述提到的情景,还有两种情况,是不必和用户死磕,最好反思自己的:

功能模棱两可:

如果有一些功能处于模糊地带,可做可不做。功能上线后,即使数据不好,产品出于自己的固执,掰扯出一大堆道理,来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这时产品最好重温一下认知谬误大全,看看自己都犯了哪些谬误,而不是骂用户是某种叉。

产品迷之自信:

由于迷之自信,产品经常觉得自己的方案和设计完美无缺,因此不肯听进用户的建议。产品虽然是相关行业的专家,但专家也需要学习,需要与用户沟通。产品最忌讳把自己看得太高。保持谦逊,方案之前,靠知识积累;方案之后,靠实验;功能上线,看实验结果。

最后,作为一个有心理洁癖的产品经理,阐述一下自己一直避免的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有没有侵犯用户的自由?

我现在的理解是:侵犯了。没有不侵犯自由的专制。但人就是在侵犯中塑造出来的,而自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它只是一种自然状态,而不是权利,有时它甚至是一种资源。

#作者#

善宝橘,微信公众号:善宝橘。一个崇尚终身学习的互联网斜杠青年,擅长学界理论与业界实践结合,专注新媒体、游戏领域的运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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