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机构眼中的“6亿中国人”

薛洪言 2023-07-23 22:09:38

总理一句话，把6亿中国人置入舆论关注之下。6亿中国人，并非精确的表述，只是对特定群体的标签化概括，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应不同的关键词。

与高收入群体相对，他们是低收入群体；与一二线城市用户相对，他们是下沉市场、五环外群众；与白领群体相对，他们是蓝领用户；与已经上岸的前浪相比，他们是仍在拼搏奋斗的后浪；……

大多数时候，6亿中国人，既代表看不见的中国，又代表最真实的中国。在本文中，我们谈谈贷款机构眼中的“6亿中国人”。

不再下金蛋的母鸡

2017年以来，很多贷款机构制定了“蓝领攻略”，意图在无数个理发小哥中（这里系泛指蓝领群体，下同）找到现金贷增长的金钥匙。

贷款机构是如此着急，以至于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个群体。

当年为搞清楚90后关心什么，不少大企业邀请90后先锋代表去企业讲课，把诸如“90后不买房”等言论奉为商业圭臬。

可你若问金融机构“蓝领客群”有什么特点？

大概率只能得到这样的答案：

他们是抖音快手的沉默观众，是没能在B站后浪视频中露脸的“后浪”，也是运营部门PPT素材里的“月光族”、“低收入”、“低学历”、“年轻”群体，被贴上“资金饥渴”标签。

除了这些大而化之的印象，我们并不了解他们。我们主动向90后学习，认为他们才是未来；我们对蓝领群体知之甚少，视他们为商业变现的流量。理发小哥们很少表达，久而久之成了背景墙，成为沉默的分母。

既然这个群体“资质低”、“资金饥渴”，金融机构降低门槛、开闸放贷就好了，简单粗暴但是有效。

2017年成为现金贷的黄金期，激进获客的机构，市场营销费用大增，换来了用户数大增和贷款规模大增，现金贷平台作为新生代创业机构，盈利能力秒杀老牌P2P，而不少P2P，也终于靠现金贷逆袭盈利。

繁荣的景象被2017年末的一纸通知——现金贷新规——打破，盛极而衰，现金贷开始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

前几日，趣店公布2020年一季报，营收同比减半，季度亏损4.86亿元，引得很多人唏嘘：现金贷这只母鸡，已经不下金蛋了吗？

现金贷这只母鸡，被玩坏了，还在下蛋，只是从“金蛋”变成了“坏蛋”。

简单看，似乎是高利贷、暴力催收等个别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实际上，参与者都有份。在年化50%的利率盛行的时代，借款人不分资质好坏一律高定价，涸泽而渔，才有今天的后果。

2018年之后，不少放贷机构已经手握千万级用户，但除了想方设法变现用户价值外，鲜少为用户创造价值。

放贷机构迷信“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醉心于“外部导流”、“低门槛风控”、“高利率定价”、“催收外包”等标准化流程，在规模竞争中杀红了眼，视“引流”和“变现”为圭臬，根本不关心用户关心什么，更没发现，2018年以来，这种速度为王的模式已然不好用了。

一方面，对用户涸泽而渔，用户上过一次当，下次会躲得远远的；留下来的，资质越来越差。很多放贷机构有一种迷之自信，认为蓝领用户分不清利息和手续费、不懂怎么算账，上过一次当，还会接着上当。只能说，在钱的事情上，不要小瞧人民群众的智慧。

另一方面，监管之手的干预、银行信用卡和消费贷的替代效应等，不断挤压现金贷的空间。脱缰的野马被套上缰绳，还怎么速度为王？

生态反噬

放贷机构与借款人组成一个生态，涸泽而渔只能带来毁灭，相互创造价值才有可持续性。

我曾经向理发小哥询问其贷款体验，他一脸自豪（没错，是自豪）地说，“哥，一年下来，1万块钱还900多，很便宜吧？”

他一脸自豪，真心觉得便宜。我知道实际利率是18%左右，但却无从开口解释。他们没有学过现金流折现模型，不知道什么是IRR、APR，无法理解为何年化利率是18%而不是9%。

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不习惯用利率来界定贷款是否便宜。

价格高低，是在对比中产生的，也就是心理学中的锚定效应。作为从业者，我们选择的锚定点是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4.35%；作为理财用户，锚定点可能是理财收益率；而对于理发小哥们，大概率是用午餐费用来计算的——全年900，一个月75元，两顿饭钱，很便宜不是吗？

按照他们设定的锚定标准，年化18%的利率是可以承担的，只要用途正当，这个利率的贷款于他们而言，是助力，不是负担；是在创造价值，而不是毁灭价值。

基于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要为借款人创造价值，至少应满足两点：适当的定价、正当的用途。

（1）适当的定价是创造价值的前提

事实上，针对短期、小额现金贷，各国都规定了最高利率。不少从业者曾经辩解，借钱的确能改善借款人生活，市场经济下，为何要限制借款人的自由选择呢？

因为适当的定价是创造价值的基础，定价过高，于借款人必然是沉重的负担，其他附着之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

过去几年，以高利率为特点的高利贷从各方诟病到监管严打，空间越来越窄，但就如秋后野草一般，遇到机会总能“春风吹又生”。疫情期间，高利贷有死灰复燃之势，不少反催收联盟也趁势崛起，虽然扰乱了正常催收秩序，但对高利贷有威慑作用，仅这一点就有其存在的价值。

（2）正当的用途是创造价值的基础

利率定价再低，但如果用途不正当，用于诸如网赌、非理性高消费、以贷还贷、炒房炒股等，一样会酿出恶果，对生态本身形成反噬。这两年，监管机构严查银行贷款违规流入楼市，原因就在于此。

蒙眼高增长的放贷机构，恰恰顾不得借款人的用途，甚至明知用途有问题，只要能确保贷款收回仍会不遗余力放贷。生态中100家放贷机构，20家机构蒙眼狂奔，就足以扰乱整个生态，在竞争效应下引发竞相模仿，加速整个生态的恶化。

问题来了，网赌、以贷还贷、炒房炒股都还好说，该如何界定非理性消费呢？月入3000，贷款买苹果手机，算不算非理性消费，该不该支持呢？

非理性消费？

应该支持。

非理性消费不值得鼓励，但蓝领群体买苹果手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理性行为。

对类似苹果这类高价产品的追逐，是大多数年轻人背井离乡融入社会时必经的阶段，人人都有炫耀心理。在家乡时，盖座大房子就足以宣示财富地位，不必进行炫耀性消费（和比尔盖茨不需要穿名牌是一个道理）；出门在外，彼此不认识，随身携带的手机就成了最好的炫耀品。

《有闲阶级论》一书曾做过经典总结：

“在农村，消费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储蓄和舒适的家庭环境所替代，通过邻里闲话的传播，后者足以实现类似于金钱声望的一般目的。……随着通讯方式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个人如今置身于许多人的观察之下，展示物品（或许还有展示教养）是他唯一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们了解其声望的方式。”

炫耀心理，背后对应的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社交和尊重需求，为满足这两种需求进行的消费，不能简单归之为“非理性消费”。

我曾经注意观察过身边的理发小哥们，很多人用苹果手机。他们并不在意新款旧款，关心的是苹果的品牌，用来装点门面。

对他们而言，在外面打工，没有户口、没有房子、没有让人艳羡的工作、不能与家人时时团聚，方方面面产生的落差感，需要进行某种对冲，特定的消费品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这种功能，如安迪•沃霍尔口中的可口可乐：

“最富的人与最穷的人享受着基本相同的东西。你可以边看电视边喝可口可乐，你知道总统喝可乐，伊丽莎白•泰勒也喝可乐，你也可以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没有更好更贵的可乐，你喝的与街角的叫花子喝的一样，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一样好。”

基于相似的需求，他们也会追最新的电影、去KTV过生日、买李佳琦推荐的口红、带朋友下馆子，相比之下，很多挣钱能力更强的白领反而显得更节俭。

我们应理解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给他们扣上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大帽子。某种程度上，他们不过在通过消费对冲落差感罢了。

温情与敬意

为用户创造价值，前提就是要了解用户。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对于用户，我们也要心存温情与敬意：对国民同胞，不能没有温情；对衣食父母，理应存有敬意。

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蓝领群体触网率越来越高，但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沉默的。因为沉默，便容易被忽视，被简单标签化。

疫情期间，Tony老师不上班，顶着两个月没剪的长发，理发小哥们才短暂回归社会舆论的聚光灯下。同样，疫情期间，我们对环卫工人、快递小哥、便利店雇员有了更多的关注，意识到他们是保障我们日常生活的幕后英雄。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一段话，讲的是一位打工爸爸眼中孩子对自己的看法：

你工作那么长时间，回到家，你的孩子就会说他们爱你。他们说这个，不是因为他们了解你，知道你是‘爸爸’。他们说爱你，是因为妈妈常常跟他们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啊，要爱他。

我的孩子不了解我，甚至不认识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能陪他们。所以，我的孩子为什么还把爸爸挂在心上呢？因为妈妈常常跟他们说起爸爸。所以，我在孩子们心里的印象，全部来自妈妈的话。

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爸爸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他在孩子心中的印象，全部来自妈妈的话。对于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我们了解的还远远不够。

比如理发小哥，就不仅仅是理发小哥，他们有多变的职业身份和丰富的职业履历。

一般来说，他们高中辍学，16岁外出打工，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是富士康的工人，觉得苦又回乡读个技校，之后可能做过按摩师、开过挖掘机、在厨房做过学徒、送过快递外卖，到了25岁左右，结婚生子，在最后一份工作中稳定下来。

同样的年龄段，你经历着高考、四六级、写论文、找实习，眼中全是理想和抱负，未脱学生稚气；他们已经体验过四五份工作，也曾无忧无虑，最终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我们如此不同，每个人都如此不同，不深入，又怎能了解？克劳德•霍普金斯曾在《科学的广告》一书中告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