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互联网正在腐烂

2021-08-13 18:13:00

编辑导语：互联网的存在便利了许多人的生活，但是当下互联网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其中就包含着大量死链存在的问题，而大量死链的存在、或者链接被修改的现状带来了一定的严重后果。本文作者就此进行了阐述，一起来看一下。

编者按：哈佛大学法学与计算机科学教授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于《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长文，他详细介绍了互联网目前面临着的存在大量死链（腐烂链接）或被修改过的链接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认为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记录和追踪系统以便让公众知道每一次修改或删除的内容与目的。原文标题The Internet Is Rotting。

01

60年前，科幻小说家、未来学家阿瑟·克拉克指出，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和魔法差不多。互联网：这个让我们既相互交流，又共同保存人类文明的智力产品，很符合克拉克的这句话。用史蒂夫·乔布斯的话说，“它就是好用”（it just works），就和点击、敲键盘或说话一样容易。与魔法一样，当互联网不起作用时，其原因通常是神秘的，以至于对它的解释就像试图解开一个失效的咒语一样。

支撑我们庞大而看似简单的数字网络的是技术，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互联网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一种非常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互联网的独特结构，源于一种独特的限制和一种独特的自由。首先，早期互联网的设计者都具有学术背景，他们不期望、也没有筹集大量的资金来建设网络；其次，他们不希望从他们的发明中赚钱。

联邦快递花费了数千万美元的资本支出，部署了统一的飞机、卡车、人员和投递箱，建立了一个单一的点对点的交付系统。而互联网的制造者们没有资金来简单地推出一个统一的集中式网络，他们解决的是如何将现有网络连接起来的规则。

互联网的设计不是仿照传统的电话系统，由政府或一些大规模的公用事业部门运营的单一集中式网络，互联网允许任何地方的任何设备与任何其他设备互操作，允许任何供应商带来其拥有的任何网络能力。因为互联网的创造者并不打算将其用来牟利，更不用说垄断了，而是让互联网的用户自然地提供内容，其中一些人将作为内容生产者或存储放，为其他人建立水坑。

与短暂兴起的专有网络如CompuServe、AOL和Prodigy不同，内容和网络将被分离。事实上，互联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主菜单，没有CEO，没有公开发行股票，根本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有工程师们每隔一段时间聚在一起开会，以完善通信协议，然后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网络建设者们就可以随意地使用。

因此，互联网是一个用研钵制作出来的配方，邀请任何人，每个人，加入他们自己的原料。

蒂姆·伯纳斯·李接受了这一邀请，发明了万维网的协议，这是一个在互联网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如果你的电脑通过运行一个浏览器说 “web”，那么它就可以与同样说 “web”的服务器对话，这自然就是网站了。

网站上的网页可以包含各种链接，根据定义，这些链接只需点击一下就可以找到，而且实际上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服务器上找到，这些服务器的主人或组织不仅与链接的网页没有关系，而且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而网页本身在作为一个整体显示之前，可能会与多个来源组合起来，这就促进了广告网络的兴起，网站可以在有人想要浏览网页的时候，要求广告网络插入监控信标和广告。

和互联网的设计者们一样，伯纳斯·李把他的协议免费送给了世界，这使得省去了任何形式的集中管理或控制，因为没有任何使用情况需要由万维网公司来跟踪，以达到收费的目的。万维网，就像互联网一样，是一个集体的幻觉，一组独立的努力被共同的技术协议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无缝的、神奇的整体。

这种没有中央控制，甚至没有中央监控的便利，长期以来一直被誉为基层民主和自由的工具。对互联网这样一个有机和分散的网络进行审查并非易事。但最近，因为没有简单的关口来删除或标记不在主要平台保护范围内的恶意内容，或者无法简单快速识别其来源，这些特点被理解为成了促进个人骚扰和社会不稳定的载体。

虽然这两种评估都很有力量，但它们都掩盖了分布式网络和互联网的一个关键特征。它们的设计自然会造成维护他人所依赖的有价值内容的责任空白。

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保存某样东西的主要方式最早是将它刻在石头上，然后是写在羊皮纸，然后是纸莎草纸，然后是20磅的无酸纸，然后是磁带机、软盘或硬盘，并将结果储存在寺庙或图书馆：一个旨在保护它们免受腐烂、盗窃、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建筑。

这种方法促进了一些材料的保存，时间已达数千年之久。理想情况下，会有多个相同的副本储存在多个图书馆中，所以一个仓库出问题不会使里面的知识熄灭。在罕见的情况下，如果一份文件被偷偷地改变，它可以与其他地方的副本进行比较，以发现和纠正这种修改。

这些地点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单纯的仓库。它们配备了神职人员、图书管理员，他们培养了一种保存文化和许多精心设计的做法，因此珍贵的文件既能得到保护，又能大规模地被查阅。

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仔细的索引，一个探究的心灵可以与图书馆中可能满足这种渴求的东西配对（正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指出的，一个没有索引的图书馆，随着它的增长，其信息量会变得越来越少，这很矛盾）。

在互联网时代的黎明，25年前，互联网似乎会给图书管理员这些管家的长期工作带来巨大的改善，也许会有一些缓解。

互联网和万维网设计的古怪之处在于确保“完美”不会成为“好”的敌人。在互联网和网络的设计中，没有一个谨慎的系统来指定与日常事务不同的 “重要”知识，也没有将这些知识输入到永久保存和使用的机构和文化中（图书馆），有的只是无限变化的网络，比如那些学术论文和报纸文章的经典参考网站，与散落在各处的PDF、博客和社交媒体帖子并列。

富有进取心的学生设计了网络爬虫，自动跟踪并记录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链接，然后跟踪该链接末端的每一个链接，然后建立一个索引，让人们在一个无缝的整体中进行搜索，创建搜索引擎，你搜索一个词或短语时候，就会在在今天超过100万亿个可能的网页中返回10个链接。“网络就像一个不断增长的图书馆，有数十亿本书，却没有中央档案系统”。

现在，我只是引用了谷歌公司的网站，而且我用了一个超链接，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来源。

来源（ Sourcing）是将人类的知识凝聚在一起的胶水。它可以让你了解更多像这篇文章中只初略提到的内容，也可以让其他人仔细检查我所陈述的事实。

我使用的链接指向了：https://www.google.com/search/howsearchworks/crawling-indexing/。假设谷歌改变了该网页上的内容，或者在我写这篇文章和你读这篇文章之间的任何时候作出改动，或者直接取消它。改变原链接的内容就叫做内容漂移（content drift）；完全消除原链接被称为失效链接（link rot）。

事实证明，失效链接和内容漂移是网络上的普遍现象，这对于拥有 “数十亿册图书而没有中央档案系统 ”的图书馆来说，既不足为奇，又有巨大的风险。

想象一下，如果图书馆不存在，只有实体书的 “共享经济”。人们可以登记他们家里有哪些书，然后其他想要这些书的人就可以来参观和阅读，这样的系统可能会过时，书不在他们宣称的地方，特别是如果有人在2015年报告了一本书在别人家里，然后一个感兴趣的读者在2021年看到了2015年的报告，并试图访问原来提到的存放这本书的家庭。这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上遇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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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时效

2010年，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写了一份同意意见，他的意见书链接到一个网站，作为解释其理由的一部分。意见书发布后不久，任何人通过这个链接都看不到内容。相反，他们会发现如下图的信息。“如果你像阿利托法官那样引用了这个网页，原始内容早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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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案例启发下，我和一些同事在2014年开始调查时效链接程度，并在今年春天再次重启。

第一项研究是与肯德拉·阿尔伯特（Kendra Albert）和拉里·莱西格（Larry Lessig）合作进行的，重点是旨在无限期存在的文件：学术论文中的链接，如《哈佛法律评论》和最高法院的司法意见。

我们发现，自1996年第一个超链接被使用以来，嵌入法院意见中的50%的链接失效。而《哈佛法律评论》中的75%的链接失效。

人们往往忽略了现代互联网的衰败，事实上，这些数字是非同寻常的：它们代表了事实监管链的全面崩溃。

图书馆现在还是存在的，里面仍然有书，但图书馆已经和人们的绝大多数信息无关，包括正式的法律文件等。互联网的灵活性（正是这一特点使其发挥作用），使其取代了CompuServe（美国第一家主流商业性网络服务）和其他集中组织的网络，分散了对这一核心社会功能的责任。

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针对学术文章和司法意见。在约翰·鲍尔斯（John Bowers）和克莱尔·斯坦顿（Clare Stanton）的帮助下，以及在《纽约时报》的友好合作下，我能够分析自1996年成立以来在nytimes.com的文章中发现的大约200万个外部链接。

我们发现，25%的深度链接已经失效，深度链接是指向特定内容的链接。文章越旧，链接就越可能失效。如果你追溯到1998年，72%是死链。总的来说，在《纽约时报》所有包含深度链接的文章中，超过一半的文章中至少有一个失效链接。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是一致的。早在2001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团队研究了科学文章中网络参考文献的持久性，发现学术文章中包含的URL的数量正在增加，但许多链接已经失效，包括他们从1994年收集的文章中的53%。

13年后，六位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数据集，其中包括超过350万篇关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学术文章，并确定每五篇中就有一篇不再指向其最初的来源。2016年，对同一数据集的分析发现，75%的参考文献内容已经改变了。

当然，对于网上的许多东西来说，还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持久性问题。人们以感觉上稍纵即逝的方式交流，并相应地放松了警惕，却发现Facebook上的评论可以永远存在。其结果是两个世界中最糟糕的情况：一些信息在不应该存在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而其他信息在应该存在的情况下却消失了。

02

到目前为止，互联网的兴起导致了经常性地引用那些非正式的信息来源；博客或随意放在某个特定网址上的论文在前互联网时代是没有的。

但是，任何真正值得保留下来的东西，肯定还是会以书籍或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的形式出版，使其能够被今天的图书馆访问，并以与以前相同的方式保存下来？可惜的是，没有。

由于把信息放到网上很容易，制作纸质文件并以传统方式存储的动机开始缓慢下降，后来则急剧下降。纸质副本曾经被视为原件，任何数字内容都只是额外的。但现在，无论是出版商还是消费者，以及长期代表消费者的图书馆，都将数字视为访问的主要工具，而纸质副本则被弃用。

从我作为一个法学教授的位置来看，我已经看到了在派对结束时准备熄灯的最后一批人：学术法律期刊的法学学生编辑。

对刚入学的法学学生来说，一个更令人窒息的仪式是 “subcite”，即检查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中的引文，以确保它们符合法律引文标准所要求的严格而繁琐的形式，更直接地说，确保引用来源本身还存在，并且说的是引文作者所说的内容。

比方说，《哈佛法律评论》最初的做法是要求学生要有一份纸质的原始引用资料，例如法规或司法意见书。哈佛大学法律图书馆也会努力保留所有资料的实体副本（理想情况下是所有相关法律和案例的实体副本，目的就在于此）。

此后，《法律评论》放松了警惕，允许印刷文本的数字图像就足够了，这并不是完全不受欢迎。事实证明，实体的法律（有别于物理定律）占据了大量的空间，而哈佛大学法学院正在将越来越多的书籍转为远程存储，需要费力地检索。

几年前，我帮助领导了一项工作，将所有这些纸张以图像和可搜索文本的形式数字化：超过40,000卷，包含超过4,000万页，这完成了对每个州从该州成立之初到2018年底的几乎所有已出版法律案例的扫描。扫描的书籍已被送往肯塔基州的一个废弃的石灰石矿，作为对某种世界末日的对冲）。

一个特殊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扫描这些文件：美国案例法没有版权，因为它是法官的产品。事实上，美国政府的任何作品都被法规要求进入公共领域。但哈佛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不再收集可供扫描的印刷版本，成本太高。在版权法得到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之前，其他印刷材料基本上都只能留在纸上。

在这一缺口中，出现了一些天生数字化材料，这些材料是由以前销售印刷品上的出版商提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官方认可的材料的使用期限是有限制的。

无论是个人还是图书馆，购买者通常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购买材料的使用权，而没有能力将作品转移到购买者自己选择的容器中。许多商业出版的学术期刊也是如此，对它们来说，“订阅 ”不再意味着定期交付纸质材料。相反，订阅是为了持续获得由出版商自己主办的整个期刊库数据库。如果订阅取消，所有内容就无法访问了。

在这些情况下，图书馆不再是任何东西（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的时代保管人，而是个收钱的。

同样，现在人们经常在Kindle上购买电子书，Kindle是数字设备中的加州旅馆：书籍不能被提取。购买的书籍还可能被亚马逊收回，退给你购书原价。

众所周知，亚马逊会这样做。例如，10年前，一个第三方书商在亚马逊上以99美分一本的价格提供Kindle格式的知名书籍，误以为书籍已经进入公共版权。一旦注意到这个错误，亚马逊在某种程度上的恐慌中，把每一本下载到Kindle中的这本书都删除了。这本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件事本身似乎也有点《1984》的味道。

当时，这一事件引起了争论，但并不真正令人担忧；毕竟，《1984》有大量的实体书籍存在。今天，随着个人和图书馆的书籍购买从实物转向数字图书，Kindle图书的去平台化（包括追溯性的去平台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删除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但信息不仅可以被删除，而且还可以被篡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在一本书出版很久后，试图改变书的内容是徒劳的。图书管理员对有人试图撕掉或标记 “不正确”的书的几页内容不以为然。最接近于事后编辑的做法是影响新版的内容。

电子书没有这些限制，这是因为新版本可以随时创建，而且事后对现有版本进行 “更新 ”太简单了。想想菲利普·霍华德的经历，他在2010年坐下来阅读纸质版的《战争与和平》。在阅读这本砖头大小的巨著时，他为他的Nook电子阅读器购买了一个99美分的电子版，在阅读这个电子书版本时，在和实体书对照之后，他发现书里把kindled替换为了Nooked。

对该书的Nook版本的电子书进行的搜索证实了这一点。kindle（点燃）这个词都被nook取代了，这也许是为了更改Kindle版本的电子书，供Nook使用，下面是我当时拍的一些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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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版形式的可追溯性成为内容审查的一个新监管领域，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一本实体书中的某个段落被某人认为是诽谤性的，受害的人可以为此起诉，如果他们是对的，可以获得金钱上的赔偿。很少有人对书的存在本身提出质疑，哪怕只是因为出版后很难把书回炉重造。

现在，要求对违规的句子或段落进行改进或直接修改要容易得多。只要这些补救措施不再令人遐想，和解的条款就可以包括这些补救措施，以及承诺不在广告宣扬已经更改了书籍。而且甚至不需要提起诉讼；只需要公开或私下提出要求。重读Kindle的旧书，可能会变成阅读那本旧书的略微调整过的版本，它并不完全是人们记忆中的样子。

这不是假设。最近，畅销书作家Elin Hilderbrand出版了一部新小说，这部小说受到评论界的广泛赞誉，其中有一段对话，一个角色对另一个角色开了一个狡猾的玩笑，说他在南塔克特岛的阁楼上度过夏天，“像安妮·弗兰克一样”。一些读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人物之间的这一对话是反犹太主义的。作者试图解释这个人物使用的是比喻，然后表示道歉，并说她已经要求出版商立即从该书的数字版本中删除这段话。

电子书出版后有很多技术和排版上的改动，以至于出版商自己都不知已经修改了多少出版的内容。近25年前，我帮助温迪·塞尔泽建立了一个网站，现在叫Lumen，跟踪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互联网档案馆、维基百科、推特和谷歌等机构提出的修改要求，通常是通过点击该平台发布的链接而声称发现版权侵犯行为。Lumen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网络搜索中由于外部要求而丢失或改变的信息。

例如，因为该网站对删除内容以及删除要求的来源和文本都进行了记录，法律教授尤金·沃洛克（Eugene Volokh）能够识别出一些带有欺诈性删除要求（在他审查过的提交给谷歌的700份 “法院命令”中，有近200份显然是用PS制作的）。此后，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起诉了一家公司，因为它经常向谷歌提交这些伪造的法院命令，以达到强制删除内容的目的。

随着Kindle的兴起，即使是链接的概念（统一资源定位器），即URL，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由于Kindle书籍不在万维网上，因此没有指向某个特定页面或段落的URL。任何移动App中的内容也是如此，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发屏幕截图，来传达内容。

这让我们想到一个事实：长期的内容，包括官方文件，可能经常需要参考短期的、非规范的来源，以确定他们的意思，而这样做越来越难了（或者更糟的是，完全没有注意到）。

即使是长期的、经典的来源，如书籍和学术期刊，也处于危险之后，通常是为了支持数字订阅模式，而排除了长期链接。

03

现在，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为后人引用许多来源，而那些可以引用的资料又太容易改变。

我们的互联网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功，是因为作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即倾向于好的而不是完美的，赞成一般的而不是具体的。

我曾钦佩地称其为 “拖延原则”，即一个优雅的网络设计不会因为试图解决每一个可能在未来出现的问题而变得过于复杂。我们在维基百科中看到了这一原则，它最初的宣传似乎很荒谬：“我们可以通过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创建一个新的页面，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改的页面，来产生一个完全彻底和大部分可靠的百科全书。”

我们很自然地会问，什么会促使人们对维基百科这样的事物做出建设性的贡献，以及如何防范无知或恶意的编辑。如果维基百科获得了足够多的流量，难道不会有一些二流的供应商有动力将每篇文章变成劳力士手表的垃圾广告吗？

事实上，维基百科饱受破坏行为的困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护维基百科的社区已经开发出了一些工具和做法来处理这些行为，而这些工具和方法在维基百科创建时并不存在。如果这些工具和做法过早地实施，可能会阻止许多让维基百科最初的运作和发展。拖延原则得到了回报。

同样，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也不打算按照真实性、可靠性或其他任何标准来审查新网站。人们可以建立和提供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只要他们有硬件和连接能力来建立一个网络服务器，其他人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自由访问该网站或忽视它。

网站会来来去去，个别网页可能被重新安排，这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漏洞。正如互联网本可以被构造成一个大型的CompuServe，由中央调解，但它并不是这样。泰德·尼尔森的Xanadu项目考虑了更多，包括 “双向链接”，每当有人选择链接到一个网站时，就会提醒该网站，但Xanadu从未成功。

拖延者知道，迟一点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互联网和万维网的灵活性所带来的好处（包括允许在其上建立完全拒绝URL概念的围墙式应用花园）现在对更大的企业来说是有很大风险和成本的，用谷歌早期的话来说，就是 “整合全球信息，供大众使用，使人人受益”。

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的想法是崇高的，以至于把它托付给一家公司，而不是社会上长期磨练的机构（如图书馆）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当谷歌的创始人第一次发布描述他们所发明的搜索引擎的论文时，他们在附录中提到了 “广告和混合动机”，结论是 “广告问题引起了足够多的混合动机，因此拥有一个透明的、学术领域的竞争性搜索引擎是至关重要的”。2021年没有这样透明的、学术性的竞争搜索引擎。通过使信息的存储和组织成为每个人的责任，互联网和网络可以增长，空前地扩大访问量，同时使所有的信息变得脆弱。

我们要如何应对我们所处的危机？没有人比布鲁斯特·卡勒更敏锐地意识到互联网的转瞬即逝问题，他是一位技术专家，在1996年创立了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作为一项非营利性机构来保存人类的知识，特别是互联网上的内容。

布鲁斯特曾开发了一个名为WAIS的网络先驱，然后是一个名为Alexa的网络流量测量平台，最终被亚马逊收购。那次收购使布鲁斯特个人有能力帮助资助互联网档案馆的最初运作，包括Wayback机器，专门用于收集、保存和提供网页，即使网页本身已经消失了。它通过挑选多个入口点开始 “刮取”网页，而不是仅仅在浏览器中显示其内容，然后尽可能多地跟踪这些网页上的连续链接，以及这些网页的链接网页。

像布鲁斯特这样一个有公民意识的人站了出来，而不是我们现有的机构，这并不是巧合。

部分原因是潜在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往往会减缓或阻止成熟的租住。抓取、存储和展示网络的版权问题起初并没有得到解决，一般来说，这种行为要么留给那些可以低调处理的人，他们只为自己保存他们所抓取的东西；要么留给像搜索引擎这样的大型和强大的商业机构，他们的商业需要使他们只显示最新的、活跃的网页，这是他们工作的核心；要么留给具有创业心态的技术型个人。

后者的一个例子是Clearview AI的工作，在那里，一个狡猾的企业家从Facebook、LinkedIn和Instagram等社交网站收集了数十亿张图片和标签，以建立一个能够识别几乎任何照片或视频片段的面部识别数据库。

布鲁斯特表面上也属于这一类，但本着互联网和网络发明者的精神，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做的事情的价值，而不是其经济潜力。

Wayback Machine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地保存，而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保存很多东西。这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它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包括政府补贴和更多的基金会支持。互联网档案馆是麦克阿瑟基金会 “100与变革 “（100 and Change）倡议的半决赛选手，该倡议向有价值的事业单独颁发1亿美元。

通过独立搜刮来 “保存一切”的另一个补充方法是，无论谁在创建链接时，都要确保在创建链接时保存一份副本。

我共同创办的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人员，用一个名为Amberlink的开源软件包设计了这样一个系统。互联网和万维网邀请任何形式的建设，因为没有人正式批准新的补充。

Amberlink可以在一些网络服务器上运行，使其在Amberlink授权的服务器上捕捉到链接的内容。然后，当有人点击一个经过Amber调整的网站上的链接时，如果原来链接不再可用，也能看到Amberlink在该链接上捕获的内容。谷歌等搜索引擎也有这个功能，你通常可以要求查看搜索引擎从搜索结果页面链接的网页的 “缓存 “副本，而不是去网站。

Amber是一个网站归档另一个的例子。网站也有可能为长存而自我存档。2020年，互联网档案馆宣布与一家名为Cloudflare的公司合作，流行的或有争议的网站使用Cloudflare，以抵御有人恶意攻击，这些攻击可能使网站瘫痪。启用 “永远在线”服务的网站将看到它们的内容被Wayback Machine自动存档，如果原网站不可用，互联网档案馆保存的页面副本将被替代原网站。

这些方法普遍有效，但并不总是具体有效。当一个司法意见、学术文章或社论专栏指向一个网站或网页时，作者往往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想法。如果该网页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无法知道它是否会发生变化），那么，如果最近的网页副本是在2017年或2024年存档的，那么2021年引用的网页就不可靠了。

从布鲁斯特的工作中获得灵感，并与互联网档案馆合作，我与哈佛大学图书馆创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创办了Perma。

Perma是一个由150多家图书馆组成的联盟。持久性文件的作者（包括学术论文、报纸文章和司法意见）可以用Perma将其中的链接转换为永久的链接，存档在http://perma.cc；参与的图书馆将在这些链接收藏，并承诺无限期地保存。

研究人员马丁·克莱因、肖恩·琼斯、赫伯特·范·德·索姆佩尔和迈克尔·纳尔逊已经磨合了一项名为Robustify的服务，允许将任何来源的链接档案，包括Perma，纳入新的“双重用途”链接，以便它们可以指向一个当下有效的页面，同时在原始页面失效时提供一个存档的替代品。

这可以使来自各种档案的链接快照形成一个滚动的目录，一个网络化的历史，它既是谨慎的分布，又有互联网风格，同时由长期存在的机构管理（图书馆），这些机构都是为了至关重要的公共利益目的而存在。

作者和出版商可以通过技术基础设施保存他们所利用的链接，这是一个必要的开始。但数字可塑性的问题超出了技术层面，还涉及法律问题。

出版商应该制定明确的原则性政策，反对在公众压力下进行出版物的更改，因为公众压力并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出版商也应该顶住法律压力。

在某些情况下，追溯改正是有好处的，比如修正食谱中的印刷错误，或者屏蔽出于骚扰目的而分享的某人的电话号码。公众希望看到改变的内容，或者至少知道已经做出了改变以及改变的原因，这既是合法的，也是分散的。因为它是分散的，所以很少有人能代表它发言。

在审查被认为是正确做法的时候，应该对被修改的内容进行细致的记录。这些记录应该向公众开放，就像Lumen会对谷歌搜索中的版权删除的记录一样，除非这种公开违背了删减的目的，例如，到目前为止，当谷歌在网络搜索中删除有关某人的负面条目时，并没有向Lumen公司报告，以免保护个人隐私。

在这些情况下，应该有一种保存记录的手段，公众不能随意获取，但研究人员应该可以得到。约翰·鲍尔斯、伊莱恩·塞登伯格和我已经建议图书馆可以再次作为公共和私人在线审查的半封闭式档案馆。我们可以建立德国人所说的 “礼物柜”，一个包含危险作品的 “毒药柜”，但这些作品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应该被保存和使用。

通过假装错误从未发生来掩盖错误，这确实是很诱人的。我们现在的技术让这样的行为更简单。我们应该减少一点效率，多一点惯性，因为印刷品的性质，以前的惯性为自己提供了充足的质量。即使是最高法院也不排除对其法令中的不准确之处进行一些追溯性的调整。

正如法律教授杰弗里·费舍尔在我们的同事理查德·拉扎勒斯发现变化后所说：“在最高法院的意见中，每个字都很重要……当他们改变意见的措辞时，他们基本上是在改写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