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硬科技和世界差距如此之大？

卫夕 2023-08-05 17:03:26

一、先来看一看一些简单的事实

我国有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网网民，但我们的手机中的操作系统几乎100%是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手机的核心——芯片也几乎依赖进口，2014年，芯片超越石油成为我国进口中占比最大的品类。
我国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计算机工程师，但几乎没有发明任何编程语言，来自中国并在世界广泛应用的开源框架、协议、标准也寥寥无几。
我国有全世界产值最高的游戏公司，但游戏行业的“卖铲人”、两大游戏引擎——Unreal 和Unity全部诞生于国外公司。
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高端数控机床、工业设计软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基础设备却严重依赖进口。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但我们的玉米、土豆、蔬菜种子大部分依靠从拜耳、孟山都等国外巨头引进，全球十大种业公司，我国只有先正达和隆平高科两家，其中前者还是收购。
我国养殖并吃掉了全世界最多的猪肉，但被称之为“猪芯片”的“种猪”超过90%依赖从美国、丹麦、法国进口，而鸡肉中占比最大的白羽鸡的“种鸡“也全部依赖进口；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药品消费国，但我国的创新药产业离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其巨大，全球十大制药巨头里中国公司没有一家上榜。
我们还造不了高端的光刻机，甚至我们连牛奶包装的纸盒子极大比例都只能用欧洲的利乐。

这个清单其实还可以列很长。

毫无疑问，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今天中国在诸多核心技术领域离世界水平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硬科技还太少了。

我们津津乐道的中国新四大发明——”扫码支付、共享单车、高速铁路、网络购物“，在本质上还是应用层和商业模式的领先，而非底层技术的领先。

归根到底，我国的硬科技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少距离。

先简单解释一下“硬科技”这个词，它并非指硬件的科技而是硬核科技（Key & Core Technology）。

一般是指基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而产生的技术产品、设备和系统，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010年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米磊最早提出硬科技的概念，“硬科技”主要包括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八大方向。

二、那么造成中国硬科技和世界差距较大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本质原因在于我国过去的发展一直在摘“低垂的果实”。

“低垂的果实”是西方社会学里一个常用的比喻，意指“容易完成、成本很低的任务”。

如果你由此认为“摘低垂的果实”是一个贬义词，那么你就错了，相反，这一策略是我国基于现实条件的理性选择。

这背后的核心背景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起点实在是太低了。

低到什么程度？

我们从两个简单历史细节中感受一下：

1）1978年，时任副总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在这一次开眼界的访问中，我方代表团成员在考察过程中多次出现了撞上透明玻璃门的尴尬情节。

期间，法国人在午餐时招待给代表团成员冰淇淋，结果有一位代表说：“这个太凉了，能否加热一下？”

2）前《人民日报》总编辑梁衡分享过一个经历——

“1984年我任某大报驻省记者一次到办公室，看一群人围着一件东西看，这是报社驻西柏林记者带回来的一张绵纸，八寸见方，雪白柔软，上面还印着极精美的花纹，那位记者说，这是人家公共厕所的擦手纸。

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过去，老外这样阔气，又这样浪费啊，我把这纸带回去，给很多人传看，无不惊得合不上嘴”。

没错，这就是40多年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其起点之低甚至今天的Z世代都无法想象。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7%，无论是在资金、技术还是其他要素层面，当时的中国连现代经济的门都没有摸到。

彼时的中国没有发展“硬科技”实力，更没有发展“硬科技”的需求，它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人民尽快吃上冰淇淋、用上纸巾。

三、中国摘“低垂果实”的策略具体就是通过合作引进技术，利用人力成本优势扩大生产

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有重要依据，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策略的合理性。

“后发优势”理论的核心，简单地概括是以下三个逻辑：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取决于三个因素——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其中技术水平是三因素中的核心。
提高技术是有成本的，而引进技术的成本远低于自主研发新技术的成本。
技术水平低的国家由于有现成的先进技术可以引进，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后发优势”。

所以，根据“后发优势”理论，我们面对的是一颗既有低垂果实也有高挂果实的果园。

毫无疑问，先摘“低垂果实”是最优选择。

毕竟搭梯子去摘高处的果实费时费力，甚至连搭梯子的木头我们当时都买不起。

先赚钱再说。

四、马云和柳传志的两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策略

1999年8月日，35岁的马云在杭州的湖畔花园开启了他既黄页中国之外的第二次创业——创办阿里巴巴。

为了鼓舞员工的士气，马云当时在湖畔花园的房子里慷慨激昂地演讲，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美国人强就强在他们的硬件，强就强在他们的系统，这方面的确他们做的比较早，但玩信息玩软的，中国人的脑袋绝不会比外国人差，我们在座的各位绝不比别人差”。

“玩信息玩软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后来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模式。

不用去做底层创新，应用层面的巨大市场已经够创业公司

无独有偶。

1998年3月，《计算机世界》杂志发表了柳传志《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以此为转折点，联想抛弃了技术优先的原则，选择了先做产品贸易、再做工业生产、最后做技术研发的“贸工技”路线。

马云和柳传志二人不约而同采取类似的策略并非偶然，而是在当时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的客观条件下做出的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人家摸着石头过河，咱们摸着人家过河。

在博弈论中，也有一个著名“智猪博弈”的模型，大概描述是大猪和小猪按管道的一头的按钮，另一头就会出来食物，如果同时按，大猪的收益会比小猪大，但按这个按钮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此时小猪的最优策略是——站着不动，等待大猪去按。

我们曾经就是那头聪明的小猪，只是一直积蓄力量的我们今天慢慢变成一头大猪。

于是，策略也需要随之发生改变，摸着别人的石头过河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五、因此，总体而言，中国硬科技落后的核心原因在于两点

从主观上，中国的发展起点低，引进而不是自主开发对国家和企业而言是经济上更合理的主观选择。
从客观上，硬科技资金要求大、开发成本高、前置条件多，过去很长时间中国不具备发展的条件。

中国过去高增长主要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前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红利的扩散，我们合理地利用了国内大规模人口红利和引入了国际技术，在全球分工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完成了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原始积累。

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用“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来解释之前世界的全球化分工——

美国等发达国家是模型中的“中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居于模型中的“外围”。

“中心国家”占据产业链的高端部分，“外围国家”占据产业链低端部分，二者通过贸易相互获利。

然而随着“外围国家”的技术不断进步，其产业链也会由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围国家产业链越来越长，而中心国家产业链越来越短。

这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过去产业变迁的全部历史。

在全球进入存量博弈、本轮技术周期进入末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的历史背景下，各产业大国都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目标锁定为硬科技——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强调工业 4.0 战略。

作为曾经的“外围国家”，我们已经逐渐开始成为东南亚等小区域内的“中心国家”，而要进一步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更加战略的地位，中国必须啃下“硬科技”这块最后的硬骨头。

而这必然是一条不平坦的路，其过程并不像很多键盘侠说的那样简单。

六、任何一个先进技术都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依赖诸多条件、生态和时间

以芯片所在的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它涉及的上下游链条非常长，从大的环节上看至少包括芯片设计、制造、设备、材料、测试、封测以及工业软件等，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极为复杂的技术。

以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光刻机为例，它只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却极为关键，目前5nm及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只有荷兰ASML公司的EUV光刻机才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