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厂搞反腐：同事微信屏蔽我、配合提审前高管
编辑导语：反腐倡廉一直是国家的主张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老虎”“苍蝇”落马，反腐建设到达了一个新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描述大厂里的纪检人员的真实工作内容和心路历程，让我们了解了纪检人员在企业的尴尬处境，推荐对此感兴趣的小伙伴阅读。
腾讯三季度59人被反舞弊调查处理，百度反腐9年处理119人……近年来，互联网大厂上至副总裁，下到普通员工，不少都在“反腐”飞刀下落马。
这背后，是互联网大厂内控部门在唱主角。
例如，阿里的廉政部门、腾讯的反舞弊团队、美团的重案六组、百度的职业道德委员会等，这些部门平常少为人知，因其神秘而被称为“锦衣卫”。
在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部门也承担了类似的职能。本文主角艾佳（化名），如今就在某金融机构担任纪律检查员。
三年前，他从公司其他部门调岗而来。初来乍到，他曾对这一岗位期许颇多，比如“匡扶正义”之类，三年后，他对工作内容已经轻车熟路，但迷茫和孤独也随之而来。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他的角色相当必要。但毫无疑问，在同事看来，他是个“杀气腾腾”的另类。他们对艾佳绕道而走，关闭了朋友圈，连往常交好的同事，也变成了淡漠的“点头之交”。
艾佳和部门仅有的几名同事，仿佛置身一片孤岛之中。与此同时，身在公司内部相对边缘的非核心部门，对于自己的未来，他也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一、录音录像下的压力，大多数人扛不住
“我们是**工作人员，现依纪依法和你进行谈话，你应当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应负相应的责任……”
这是艾佳在谈话开展前说的第一句话。
作为一项基础工作，谈话在艾佳的日常工作中占据了重要角色。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流程：出示工作证件，提供权利义务告知书，打开录音录像设备，然后一人负责记录，一人负责发问，谈话完成后请被谈话人在谈话笔录上逐页签名并摁下手印。
这一次，谈话的对象是周旺（化名），他担任这家金融机构的客户经理。
此前，艾佳接到举报，举报者声称，周旺最近虚报了几万元发票。
接到艾佳电话后，周旺带着手机到达指定的会议室。此时，艾佳和同事已经坐在了会议桌的对面。落座后，艾佳要求周旺关闭手机并收走，然后直奔主题，询问他发起的一笔报销的真伪。
侥幸心理总是存在的。一开始，周旺跟大多数被谈话人一样，面红耳赤反对指控，试图掩饰真相。
艾佳并没着急，他拿出报销凭证，当面指出其中的逻辑漏洞，然后又准备好了烂熟于心的说辞。
“按照员工守则可以对你开除并附加罚款，还可以报案，我们也是同事，希望你主动交代”。
这番话一出口，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许多，周旺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坦白了。
“找上你，要么你是案件当事人，要么是相关人员。找你谈话暗含的前提其实是，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线索和证据，例如通过信访举报信息或调阅的相关资料，谈话只是进一步核实情况的手段”，艾佳透露。
与周旺只需在公司会议室谈话不同，他的同事吴明（化名）则因为严重违纪，被带到当地纪委监委的标准谈话室接受询问。
赶往标准谈话室的路上，吴明被要求落坐在汽车后排，陪同人员表面上风情云淡，还试图通过闲聊打消吴明的紧张和戒心。
但其实，早在上车前，陪同人员就悄悄告诉司机，待上车后锁死车门车窗，防止吴明逃脱或跳车。
两名反腐部门同事坐在对面虎视眈眈，身处3个摄像头监控下，吴明没坚持多久，就主动“交代”了。
电视剧里以沉默应对询问、喊着要见律师的桥段，在艾佳和同事的谈话里，并不多见。
因为这个环节没法请律师，并且在量刑量纪里，被谈话人的表现和态度也占有因素。
在官方的通报里，经常可以看到“对抗组织调查(审查)”的表述，这就是相关人员在组织谈话或函询时，不主动配合的结果，一般会被定为“违反政治纪律”。
从艾佳3年多的职业经历看，在这样的“阵势”下，基本上来回几个回合，大部分当事人都会和盘托出。
但也有少数“硬抗”分子，比如某分支机构办公室主任就是如此。
艾佳和同事前往取证调查时，要求对方交出相关账本资料。但这位办公室主任强硬拒绝了，“账本丢了”。
前后谈话了几次之后，这位主任也一直没松口，“我们当然知道他在掩盖什么，但苦于没有证据，所以无法下出最终结论。”
最后，这位主任因为不配合调查，而被“组织处理”，调整岗位变为普通员工，“他的前途基本上完了，也就是躺平等退休了”，艾佳说。
二、从银行卡流水里取证，从朋友圈找线索
在艾佳所在的金融机构，驻行纪检监察组是专职监督公司干部及普通群众的机构。而他所在的基层纪委，并没有监察权，在处理员工违法案件时，经常需要驻行纪检监察组或地方纪委监委联合办案。
办理违法案件往往对证据的要求更高，相关证据会在移交司法时提供给检察院，要扛得住当事人辩护律师的质询，更要经得住法律的检验。
在职业生涯中，艾佳曾参与到一些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雁过留痕，剥丝抽茧中总会找到关键信息，电影里那些天衣无缝的完美违纪违法，基本上并不存在。”
在涉及经济案件的调查中，弄清当事人的资产状况、资金活动轨迹，对于办案人员固定证据非常有帮助，而分析银行卡、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则成为重要的突破口。
例如，通过梳理银行流水，分析从账户或银行卡转走转入的资金流向，一定会留下轨迹，办案人员据此都能追到去向和落点。即便资金在多个银行卡或账户间频繁进出，甚至故意分散划走，仔细研究梳理绘制“资金流程图”后，一般也能清楚明晰。
分析资金从哪里来，流向了哪里，相关人员之间的职责权属，转账人员之间的关系，配合谈话固定成证据，这是经济调查经常使用的取证手段。铁证也抵消了一些当事人不配合调查的障碍。
这其中，也不乏“精明”的当事人做好了准备工作，例如将受贿的钱伪装成“借款”，甚至提前打好“欠条”。
在艾佳参与办理的一起案件里，一位当事人就狡辩，某某给他汇入的100万资金是买房借款，还拿出了“欠条”作为证据。
但艾佳和同事分析银行流水发现，在这100万入账之前，当事人账户上已经有400万元存款，足够其在当地买房。
艾佳继续研究该银行卡流水发现发现，这100万资金进入后，在违法人的账户转成了三年期的定期存款，，而且账户中也没有对开发商的转账支付记录，“借款”买房的说法自然站不住脚。
事后也查明，“欠条”系当事人串通行贿人伪造。
当然，取证并非都是“高大上”地盯着涉案人员的银行账户，在线索单一时，也会从一些日常细节中搜集，从而实现取证上的突破。
艾佳配合地方监委办案中，曾参与对涉案人员微信朋友圈数千人和几千个电话联系人逐一排查，协调有关方面查询微信聊天记录，最终在庞杂的数据中找到“蛛丝马迹”。
三、看守所里提审前高管
除了办案，艾佳所在的部门，日常开展得更多的是宣传教育。
每年，艾佳所在的机构都会组织员工，观看教育警示片，学习上级下发的涉案人员悔过书，召开案件警示教育大会，用反面典型警示案例以案说法等等。
事实上，金融业离钱太近，从业人员一旦被贪欲所困，且自身“开关”没拧紧，滑向违法犯罪只是时间问题。
艾佳所在的机构，甚至组织相关人员多次前去参观监狱，旁听庭审现场，近距离体验违法犯罪的后果。
艾佳自己就亲历过一次这样的“受教育”。
那是他入行不久，跟随某地监委工作人员前往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
走入高墙、岗哨包围着的“围城”，从大门到监区只有短短几百米，艾佳却觉得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窒息，压抑，顿时觉得心理不适，甚至生理上也不舒服”。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他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在讯问室，以前西装革履台上就座的公司前高管，此刻身着囚服，戴着手铐瘫坐在讯问椅上，目光呆滞，早已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为了撬开他的嘴巴，办案人员转变了策略，与他一起回忆起往日的“丰功伟绩”，耐心安慰他，虽然走了弯路，但人生还有希望，要配合改造早日回归社会。虽然刑期可能在十年以上，但是等他“出来”时，儿子上班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正好在家安享晚年，“在里面”可以好好调养作息时间。
这个策略最终奏效了，他补充交代了很多问题。
其实，艾佳知道，那位高管在任时，非常看重儿子的学习，贪腐的不少钱也准备用作儿子的教育基金。
但就在他身陷囹圄那一年，儿子参加了高考，接下来，他还会错过儿子所有的人生重要时刻，而且，有这样一位不清白的父亲，儿子可能还会对他有所怨恨。
“一时的贪念终会酿成苦酒，平平安安才是真”，艾佳走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除了反面的“警示”，也有正面的“引导”。例如，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开展廉洁从业培训，节假日廉洁提醒等，感染并激励从业人员树立“廉洁从业”意识。
“以前以为违法违纪离自己很远，看到身边的同事被带走，甚至被判刑，才发现自由的可贵。”艾佳的同事在参观完监狱后，在朋友圈里发出如上感叹。
四、同事微信屏蔽我，担心我“找茬儿”
作为纪检监察人员，艾佳其实是“半路出家”。他所在的金融机构成立纪检部门时，他在后台做管理工作。一纸调令，他转到了纪检条线，成为纪律检查员。
这背后，是金融业深化反腐的一个缩影。从2019年开始，中管金融企业就被派驻纪检监察组，主要商业银行也加强了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其中一些银行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配备了专职纪检人员。
如今，工作虽然驾轻就熟，但迷茫和困惑却与日俱增。
和其他企业一样，金融机构同事间也大多是“8小时的交情”。不过，以往，艾佳调岗前，也会和一些走得近的同事，彼此分享八卦，畅谈生活，出去喝酒吃肉。
之前，中午休息时，不少同事喜欢和健谈的艾佳一起遛弯、闲逛。
但转岗后，同事都“变脸”了，见了面也只是敷衍地点下头，就匆匆调头离开。甚至，在单位食堂就餐时，也没人再跟他坐在一张桌子。
贾维（化名）曾是艾佳在单位里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两人性格相仿，兴趣相投，经常一起吐槽，算得上是“好基友”。
转岗后，贾维却单方面切断了和艾佳的交情，感觉到好兄弟的冷淡，艾佳尝试邀请他出去喝酒吃饭，贾维也总是找理由婉拒。
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微信朋友圈里的近百位同事，基本上都成为“僵尸”——他们集体对艾佳屏蔽了朋友圈。
艾佳知道，他被同事们疏远了，他主动的善意也从未得到同事的回应，一堵隐形的玻璃墙无处不在。
除了这些，跟同事们工作中的对接也多了几分“公事公办”的感觉。
明明一个电话或者微信就能回复的问题，对方往往要求通过内网邮件发送留痕，而且抄送上级领导，“感觉到根深蒂固的疏离，甚至还有些敌意”。
一开始，艾佳并不习惯，甚至有些委屈。
他有次和同事抱怨说，“咱们部门也不是故意给人找麻烦啊？！”
比如，了解到公司员工对财务报销速度过慢怨声载道，艾佳和部门同事，推动财务部门“整风整纪”，缩短了报销流程，“基本上当周就能报销，但同事们也不会感激我们”。
时间久了，艾佳也释然了，他的第一职责就是监督，而监督别人，在大多数同事看来就是“找茬儿”、“搞事情”。
如今，他习惯了这些疏离，也理解了同事的行为，同事一方面担心无意中的说辞，会成为他发现线索的来源，另一方面也不愿意因为显示出和他关系亲近，被人误认为是“举报者”。
如今，午餐时他会选择一个角落默默就餐；饭后经常经常独自一人去散步。
五、晋升通道狭窄，我打算考公上岸
除了被疏远的孤独，长远的职业规划，更让艾佳感到焦虑。
按照现行的制度，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一般是公务员或事业编，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纪检监察干部”，晋升通道相对比较通畅。
而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并不具备干部身份，大多是合同制员工。
身份不同，待遇不同。地方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着工作证，配合单位的介绍信，基本上在各地都能获得相应的协助。而艾佳的工作证，则只能在他所在机构内使用。
除了“名分”的考虑，职业通道狭窄也让他头疼。作为普通员工，艾佳在纪检监察条线上升为管理岗位的机会基本上没有。
与此同时，面向市场的金融机构中后台部门人数有限制，领导坑位更是屈指可数。按照他所在部门的人数，部门副职的配备计划都遥遥无期。
目前，他在准备公务员考试，希望进入体制内成为真正的“纪检监察干部”，继续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作为备选方案，他还准备参加被称为“天下第一考试”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开始学习网红教授罗翔的刑法课。
受过良好高等教育，拥有名校光环的艾佳，其实也知道“公考”和“法考”的挑战。不过，在他看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这不算内卷，当作提升自己吧”，艾佳说，“我觉得纪检工作是有价值有成就感的，但是在企业内部干反腐，很孤独很尴尬，前景也有限。”
作者@财经故事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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